西晋为什么迅速灭亡（阐述西晋灭亡时有多惨）

汉以孝建国，晋以狡诈和猜疑建国。

公元280年晋朝成立十五年来，锐意称霸晋武帝司马炎灭东吴，正式宣布天下统一，结束长期分裂状态，从这一功绩看，司马炎固然了不起，即使不能与汉高祖，汉武帝并驾齐驱，与汉光武帝平起平坐，也总没有问题。

可问题是司马炎独霸天下之后才开摆的。

开摆子的生活非常有意思，但这种心理却不可能发生在皇帝头上，因为开摆子的男人，常常要顶着太多来自上的压力才能摆得烂熟，可是偌大一个世界，又有谁会爬上去让司马炎感到压力呢？

因此司马炎是“得国不正”这一缺点的典型体现。

西晋虽成立于265年，司马家执掌权柄的历史却可追溯到249年高平陵政变时，其中司马懿出尔反尔，杀了曹爽几个弟弟，被天下人非议，是因为司马懿曾经向洛水立下誓言，只需曹爽卸下手中的权柄，便会保住其兄几人的财富，但不久司马懿便反目成仇。

司马懿在高平陵发动政变并不是错误，而是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不可能，因为无论哪个国家的统治者，都要以信任为本，以秦国商鞅变法为例，商鞅首先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即“公信力”，再加上司马懿率先失信，难道整个朝堂就没有各怀鬼胎了吗。

严重是西晋一大弊病，由于司马懿的行为，使得西晋并不存在真正的“忠臣”。

二是政变发生之际司马师。

司马师的确很能干，比父亲司马懿更阴险狡猾，高平陵政变之前司马师曾在洛阳安排过三千个“便衣”，这几个人就是死士了，说句简单的话，司马师的行为，无异于提醒朝堂百官要时刻用眼线“盯着”自己。

这样的威慑有效果吗？

说用那就用得很好了，问题在于这种相当于汉武帝“绣衣使者”，朱元璋“锦衣卫”的威逼行为，是否可以使朝廷没有意见，就连朱元璋也无法顶着压力在后期强行裁锦衣卫，于是司马师貌似聪明的行为，就在破坏人们对他的信任感。

谁能真正效忠这类人呢，于是离心就离德了，西晋基本盘桓，实质上并无多少“德”字，自不德，是得国不正。

原以为司马师已达到司马家“离谱”的顶点，但司马昭却更加令人作呕地运作起来，他竟把皇上曹髦在大街上打死了。

虽非自己亲力亲为，可事成之后，司马昭却毫不迟疑地把杀死曹髦的成济置于死地，原因是杀帝这件事实在太坏，从古至今都是如此，任何权斗皆围绕君主进行，但一直接出手，便毫无道德，杀曹髦就是司马昭几乎将司马家拖入深渊的运作。

杀帝又杀护顶罪的司马昭又能说服谁？

因此司马昭一直不敢僭越，将所有的机会都交给儿子司马炎去处理，在这一过程中司马家得以维持大权一直掌握于己，靠着不太有人格魅力、纯粹是利益分配、高过司马家控制天下的调子，而且司马炎的本事也的确不俗，适逢其时很快就让曹奂禅位于他，奠定西晋。

西晋虽已建立，但天下尚未统一，自有强敌旁落，对内也不可能闹出什么矛盾来，这也算是人之常情，但东吴依然存在，司马炎篡位即位，只要东吴还没有灭亡，他也不敢捣乱，得励精图治、一统天下才行，否则就要背起千古骂名来，就是奸臣即使有，也是废物，说来也难听。

而且司马炎最初的行为还算好，致力于国内生产问题的解决，曾促进过“调户式”和“课田法”的推行，这两种税收方式比较理性，大大地促进了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说西晋最得民心，也是在这个时期，所以才出现了以后的“太康之治”。

晋朝蓄力十余载，终于用4个月时间灭东吴，而且东吴覆灭之日又正是天下重新统一的时候，但西晋人民并不知道，自己的劫难，还只是刚刚开始。

司马炎的懒政是晚近的昏庸。

晋武帝司马炎缘何高开低走，这个历史谜题由来已久，一位早期业绩如此出色的帝王，在晚年，竟摆烂熟于昏君之列，却无论如何也无济于事，西晋的灭亡与司马炎独霸天下之后的作为是分不开的。

故对司马炎作态只能归咎于司马家得国不正之弊。

为何自古文人以儒学来“绑架”帝王，是因为最怕的是帝王犯了浑浑噩噩的毛病，轻则杀死了自己的这些臣下，重者就会恣意享乐、弃世从良，因此儒家文人受到了后人的非议，但是他们的确长期束缚皇权和皇帝。

然后有了文人这套“审核”的准则，天下皇帝可不是任何人都愿意做的，至少劣迹斑斑，人品不好者不可能，只是巧了，司马家被蒙混了。

司马家何以能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其始终力主的“士族门阀”藩篱之形成。

曹魏时期建立了九品中正制，其性质，是曹家笼络天下士族之资本，此制选官标准有三：

选官者地方声誉，选官者才能，世家向选官者举荐等。

这样，只会对做官的子孙继续做官形成坚固的壁垒，老百姓就是一点机会也没有，但是正是这种制度，使得士族们接近曹魏，而且司马家想夺取政权，那么还是在此体制上作文章，其实司马家对偏向自己的士族拉拢、倾斜比较大，也就是之前说过的好处。

也正是这一格局，使得整个西晋朝廷有了“虚伪”气氛，司马炎的风格，臣下不会过于拘泥于过问，与海瑞购买一副灵柩作铺垫差不多，再以死志向嘉靖帝进谏之事，那简直就是不可能了，不过还是那句老话，皇帝既要制约，又要教育，谁不制约，就要象司马炎那样，沉溺于欢愉之中，废国之事。

而且司马炎贪图享乐也不是最严重的伤害，就像沉溺于醉酒一样，若是只自娱自乐的话，伤害的也仅仅是周围的人而已，但是若是想驾车上路的话，就是给大家带来了威胁了。

司马炎最大的失误是在选储问题上选择了智力不正常的司马衷，另外还为司马衷安排了善妒阴险的贾南风为太子妃。

司马衷为司马炎嫡二子，实际上司马衷智商成绩一直不佳，但司马炎心存侥幸，既要劝他又要劝朝廷大臣，司马炎也象征性地向司马衷提出问题，要求司马衷在三天内回答问题，但司马衷究竟答不上来，司马炎怎么能不知道呢，所谓的三天，是让司马衷旁边的贾南风想个办法。

因此立储不严为偌大一个帝国埋下隐患，司马炎去世之后，司马衷刚上位便闹出“不如吃肉糜”，其统治软弱无能，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后妃贾南风所为，他善于谋权，直代言半边天皇权，斗倒外戚杨家，也引动诸侯王夺权之志，八王之乱之源，在于他。

而贾南风之责，应该归结于司马炎对他的放纵，因为司马炎有方法来抑制这些悲剧的慢一些乃至没有，但事实就是，事情已经过去。

司马炎分宗室以实权。

晋朝“得国不正”，司马炎对此事并不否认，因此为了避免王朝颠覆，司马炎选择了“强则宗室，弱则地方，皆中央也”的政治路线，其具体作法是：撤销州郡驻兵，即不允许朝廷地方官员拥有充足力量来维持治安，原因是司马炎恐其群起反叛。

而且削弱了地方兵力，司马炎还把天下分为郡国平行，分宗室封诸侯王，那些宗室，却有兵权，这样，中央与诸侯王之间的整体实力已经形成均衡，但是均衡一词，也可以换成一个角度，即“势均力敌”或“分庭抗礼”。

但是这些并不是主要问题，如果司马家人都对司马衷忠心耿耿，宗室们也不抱有任何造反之心，也没关系，倒是表明司马炎此举是英明的。

但问题在于西汉高祖刘邦分宗室封诸侯王时，并没有同样遗下吴楚七王之乱，甚至连刘家人还尚在，何况生性“阴险”的司马家人。

所以当贾南风介绍司马玮和司马亮入京夺取政权时，司马家的造反基因便无法抑制，他们并不同情司马衷等智力异常的至亲，却是个个视司马衷为香饽饽的，有谁愿意上前去咬上一口呢，心生疑虑，就是司马衷也可以称帝了，他们怎么就不可以呢？

于是，司马玮和司马亮被害之后，剩余六王率先自相残杀，于公元301年废司马衷僭越称帝，但司马伦是司马懿之子，品德不佳，党羽糜烂，还没有掌权多久就遭到百官的排挤，所以很快就爆发了“三王起义”，司马伦终于惨死于司马一家的亲自控制之下。

在八王之乱期间，西晋实际上已处于表面上仍是大一统而实质上已是分崩离析，分崩离析的局面，八王之乱并不仅仅是八王之乱，野心家见机行事，不断介入，妄图在乱世中分崩离析，因此西晋亡在317年时不过是学术说法而已，到301年才被司马伦僭越时西晋已是名存实亡。

东汉末年五胡内迁为大分裂埋下隐患。

八王之乱期间，除汉人内斗之外，还出现了胡人的影子，著名的“汉赵”政权就是匈奴人刘渊所建，而正是胡人卷入了天下动乱之中，使内乱不再单纯。

其实刘渊并非第一个向西晋“落井下石”，远在公元296年氐族人李特即发动流民起义，起义历时19年。

而刘渊之所以能够兴起，亦皆因成都王司马颖请来“外援”，不惜代价使刘渊重返匈奴执掌大权做大做强，皆是为了与司马腾抗争，只是应该说一不二罢了，司马腾本人在鲜卑贵族帮助下，因此司马家争权夺利非常之自私和没有底线，甚至没有任何根本约束，最后司马家亲自游玩，胡人乘机壮大。

汉赵兴起后，向西晋政权发起进攻，刘渊率领的匈奴军队几次进攻西晋，尤其是永嘉五年（311年），西晋皇帝司马炽被俘，这成了西晋王朝之耻，司马炽被俘之后未能归乡，终于遇害，继位的司马邺为抗击匈奴，只得联合较多胡人势力对汉赵进行反击，但317年才终于兵败西晋。

西晋虽已灭亡，但西晋总体势力依然存在，政权的生死存亡实质上不过是统治者的交替而已，因此分割西晋的也就是这些“胡人战友”，他们可能曾与西晋站到一起，却树倒猢狲散了，西晋灭亡那一刻，他们获得了解放，成了割据势力中的一员。

总结：

事实上西晋之亡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从客观角度看，西晋也不一定无“矫正”之机，就连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等人也不例外、司马炎4个司马家人以不太辉煌的方式一步步侵占曹魏政权，但人毕竟也在代际交替中，有个坏的开始，中间纠正一下，结局也许会很好。

但是司马家得国不正心术不正问题始终存在，不只是司马炎本人后期倒行逆施而已，而且各宗室封王，这个家族那点基因特性一点也不缺，都是遗传下来的。

故西晋之分可视为三个阶梯：

一、天生得国不正。

二、司马炎变本加厉。

三、在勾心斗角中毁灭。

三步并作两步就覆灭了，少一小步也不成功，但司马家人却是三步并作三足鼎立，稳扎稳打，终于把这个世界给埋葬了，可悲的是他们埋葬了自己的河山，却还将中原大地拖入了漫长的黑暗时代，五胡十六国因为这种斗争而开启，所以后人总说司马家乃是罪人，这种谴责，也有几分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