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多次下江南的原因是什么（难道乾隆贪玩吗）

乾隆在晚年将“六次南巡”作为自己的成就之一，意味着乾隆6次下江南都是有目的的，而不仅仅是玩乐。

清朝共有二帝“六下江南了”，即清圣祖康熙和清高宗乾隆。

作为皇帝每次下江南，所花的银两就是“天文数字”。康熙由于下江南而造成江宁织造“曹家”和苏州织造“李家”亏损几百万银两无法填满，由此可见康熙南巡花了多少钱，与号称盛世之君的乾隆相比，花了比康熙那个还要夸张的钱。

康熙做为大清入关以来第一个稳定天下、巡幸大清经济重地这话说得很有道理，那乾隆六次下江南有何用意？

有关这一事件的“野闻”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

因为在乾隆六次下江南的过程中，乾隆四次居住在浙江海宁县的地方大族“陈家”，这使得外界对乾隆与海宁陈家的关系议论纷纷，甚至还有夸大之说爆出，乾隆实际上是雍正年间拥有“海宁相国”之称的大学士陈元龙之子，乾隆六次下江南旨在“认祖归宗”。

这条野闻清朝后期很有市场，现代文学家许啸天老师写的《清宫十三朝演义》里大范围记述了此事，由于正史一直比不上野史引人注意，这句话流传甚广。

但是其实这句话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环境上，其成立概率均为0，暂不讨论雍正为何会让并非亲生的子女继位，单说陈元龙之子“狸猫换太子”，这件事情就很离谱了，简直可以当笑话看。

故关于野史之说，后续可彻底抛弃，且康熙自“巡视国家”六巡，则是从一为政，一为君主的视角来谈乾隆下野的真谛。

乾隆下江南：出自“邀请”的奏折。

乾隆十一年乾隆西巡五台山“礼佛”乾隆十三年乾隆东巡山东曲阜祭孔子。

或许是因为乾隆“出行”多慷慨，才让这些地方因乾隆来而得到实惠，才有乾隆十四年一份两江总督黄廷桂领衔，江苏巡抚雅尔哈善，安徽巡抚卫哲志，河道总督高斌、漕运总督瑚宝和其他执掌一方封疆的大吏附“邀请函”到乾隆案头。

这封邀请函实际上是“请命书”的邀请函，里面写了很多关于江南百姓“跪求”乾隆游江南等方面的内容，说的是王道昌隆的故事，乾隆便在心中展开了“南巡”的计划。

要注意的是邀请函里有很多“河道”大官的附议邀请函，似乎他们并不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其实乾隆六下江南所说的“治河”与他们有扯不断的联系。

乾隆行旅，礼军俱备，并举行了“军事巡回演习等”。

无论乾隆首次或第六次下江南，乾隆对“派头”一事丝毫不马虎，乾隆请求跟出宫必须三千护军，也有其后宫妃嫔和与之相对应的太监和宫女们，说乾隆外出旅游，就是将紫禁城内常住人口全部迁出，而且这一可以说当世“消费水平”最高的人群动作之大，气势之盛也不为过。

由于人多势众，乾隆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规定每个人只骑马、坐轿子之类，不准。

这一请求可急坏乾隆保镖头子，由于这一主意过于危险、安保难度过大，秦始皇是当年故步疑兵之一，动用几顶轿子躲过张良暗杀，而且乾隆公然骑马不也是做活靶子吗。

但是乾隆的旨意却不能不听从，就这样出现了万马南征的著名景象。

事实上乾隆并非胡搅蛮缠之辈，其做法深具深意。

康乾之际，八旗腐败问题乃日益显露，大清“底蕴”满八旗因生活富裕因而使战斗力锐减，乾隆对没落八旗屡加斥责批评，连“骑射”也被当作满族勋贵子弟评定的标准，通过才可保住封爵，失败则降职乃至夺爵。

而这次南征，足足走了几千里，乾隆便将这次远道之旅视为对八旗精兵的“锻炼”，同时，也可以“震慑”江南地带不识皇恩之人。

干隆十六年北京皇家队伍多次南征，此次出动场面堪称“千古罕见”，侍从马匹达万余匹，仅驼拉物资就有近千人，出现如此庞大的“运输队伍”，一是乾隆规定多数人必须骑马，二是乾隆规定众人不得居城，必须“安营扎寨”。

如果说不准坐轿子只是乾隆突发奇想的话，那安营扎寨则反映出乾隆南征的深刻含义，希望借这个机会让周围的斥候部队前来“演习”。

除此之外，这一安营扎寨之法并非胡来，它与紫禁城相似，分为“内外城”，周边几百顶帐篷拱起中心，最为中心是乾隆居住的营帐，周边将士担负着巡查、运送物资和情报等任务，似乎是一幅“战争形态”。

实际上乾隆的安排，有点仿照康熙三十年时，康熙皇帝与蒙古“多伦会盟”时蒙古酋长将大帐包围在中央康熙大帐周围，众星拱月之势蔚为壮观，须知多伦皆处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处在人口众多的江南地带时，那该是何等壮观。

当然，这样大的“演习”无疑劳民伤财，乾隆以这样一种“娱乐”手段练兵，实际上效率低下，单就乾隆起点而言，他的确很优秀，但是究竟是否值得，却只能任其发展，就连乾隆本人也深知不值得，事后也经常为此感到惋惜。

但是不得不说，这种手段对于江南商贾来说“震慑”那就很到位了，显性利益几乎不存在，但是隐性利益却作用于人心，乾隆几次南征并无奇特曲折，这与他表现出“军事肌肉”有莫大关系。

巡视官吏，播撒皇恩。

事实上，乾隆被“邀请”下江南，还有一种“官员基础”，就是江南官员想证实乾隆对“贪腐”的态度。

康熙末年屡次下江南，必然造成大清上层社会的“腐败”，以三大织造、两淮盐商为首的集团开始大量输送利益，于是康熙死时，大清已是腐蚀到千疮百孔，之后雍正上了位，强手整顿贪腐，大舅父年羹尧和叔父隆科多皆因贪腐赐死已囚，于是雍正时，完全无人敢“邀请”雍正到江南。

可以说乾隆与雍正不同的是，乾隆对享乐之事没有抵触情绪，因此江南的官员多数想让乾隆南巡以形成共识。

要想使某人无法以更高层次的“道德”批评你，最佳途径是什么？

那是要拉他到同一道德层面上，只要乾隆南征，则一路上的官吏、商人都免不了千方百计出钱置场面于不顾，乾隆享此服侍，则一样不能再“翻脸”。

而且乾隆并没有放过这个和江南官商“打成一团”，发出新讯号的时机。

乾隆第四次南巡时，两个淮盐商凑齐“四百六十万两”白银“献给”乾隆，大家都知道，即使乾隆鼎盛时期国库只有七千余万两，就是这样一次南下，只有这样一群人掏了四百多万两银子，除他们外，织造府，纺织商和贸易商的“孝敬”都没有算进去。

江南官商如此能“做人”并非不求回报，尽管他们不会明确要求，但是乾隆必须给予，否则会破坏规矩，所以几次下江南时，乾隆都会给予“三样”的好处：

蠲免地税，增加消耗，给官。

蠲免税务此事，乾隆先后6次下江南均有推行“免税”的政策，乾隆不一定免除江南各省的税收。

例如乾隆四十五年乾隆第5次南巡时，他去杭州回来，免去山东许多地方“税款”的职务，又如乾隆四十九年第6次南巡时乾隆，乾隆或去杭州之后回来，豁免的是山东和直隶两省一些地方的赋税。

但是无论乾隆免除了什么税，他身后各级官府自身也存在利益关系，实质上也是如此，而且6次南巡乾隆免除了一千万两银子，这税款后面所释放出的“消费力”将反过来哺哺地方经济。等待本应交给国库的资金如今却掌握在官、商手中。

这是“人情帐”中的一笔，等于乾隆在南方花费这么多钱也被他“承担”，但人情交际在不断深化。

而且加耗也是只有利于官商、不善待老百姓的观念。

简单地说，加耗是指让老百姓负担“银税”征收时消耗的部分，如各地老百姓共上交白银一千万两，正好够他们需要交纳的税，不过，为便于运输，需将这些碎银“融化”并制成制式银锭，这样，仅剩九百五十万两，则余下五十万两，也需百姓负担。

由于银在物理上属于金属，所以一定数量的耗用就有了定数，为多为少，不可能再加了，但乾隆准许增加耗用，即相当于老百姓本应交纳1050万两，加耗之后可能会增加至1200万两，而这些额外消耗的白银是官员们的“钱袋子”。

无独有偶，在商人看来，那些金钱也同样会以各种形式流入自己手中，进而以资本身份做生意，这其实给自己带来了最大利益。

末位送给官员，这就是最简单粗暴的了。

江南士子一直以来都是最为骄傲的，由于经济的发展，与之相对应的人文精神最为前卫，因此江南士子在领导问题上非常复杂，怎样处理好这几个人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康熙八阿哥胤禩曾经极力拉江南士子一把，为的是帮他能在夺嫡中占得先机，乾隆下巡江南更是拉近了与江南士子之间的关系。

且不说遥远，乾隆曾四次生活以至爆出野史“海宁陈家”是江南典型大士族之一，清朝史上称之为“一门三任宰相、四世五任尚书”，这家人在大清朝的相级人物中（大学士）出过3个，尚书5个，进士两百余人，难道就是这样的一家人乾隆会不会注意？

除陈家外，海宁“查氏”“许氏”浙江绍兴“俞氏”等家族均为士子大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乾隆南迁的大半目的都在于他们。

而乾隆几次南下，对来见他的、博学多才的文人来说，只要稍微有点底蕴，大多都可以给“同进士出身”，那就是乾隆“送学历”，许多人自己不过就是举人而已，如今赐进士出身的他，岂不是还可以继续向上攀登，乾隆此举在士子们心目中所建立起来的形象自然也不必赘述。

当然乾隆也是高明之处，他给了这些人可乘之机，实质是排挤了某些老派家族，使其内部争锋相对，自见权当养蛊而已，此乃帝王心术。

但是不得不说乾隆一朝由“盛世”没落、由盛转衰与此次江南之行有莫大关系，如和珅等人，他因追随乾隆而得以“吞掉”部分商人家产，再后来大肆滋生腐败之风，和珅富贵与乾隆南巡那个密切相关。

整治河道。

如果说乾隆南下究竟有没有坐过什么实事的话，那河道的治理是唯一一个也是最值得一提的。

前文所述“邀请函”里的几位“河道官员”，出面请乾隆南巡的原因其实再充分不过了，原因也非常简单，就是河道拥挤或江水泛滥，所有这些问题，均需乾隆考察引导。

天人合一是这样的理念，如果有个皇帝祈愿风调雨顺的话，那看来确实是要风调雨顺了。

因此乾隆南征治水也是大旨。

当然乾隆不能自己治水，也不能穿蓑衣象自己十三叔胤祥那样光着脚丫到抗洪前线去，乾隆所能做的就是规范这里面的事情，例如，他在海宁陈家时，见到过不少河道官员，海宁有著名的“海宁潮观”，潮观景观一样可能会发生水灾，乾隆能够在此栖身，本来就是一个面子上的说法。

然而，基于乾隆南下这一奢靡风气，在治水前后花费了将近五百万两，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效果，江南经常发生洪水的地区同样无法控制，在灾年人民也同样流离失所之时，商人们仍然提高米价以收获人民，因此康乾盛世由盛转衰也就无可厚非。

如果你想问为什么，那么你就只能说这五百万完全不够用了，如果你真的想用三百万的时间去治水的话，你可能需要先备三千万两的水，尽管这个比喻是非常夸张的，但是与乾隆当时营造的氛围相比，那一点也算不上诽谤。

故乾隆事后亲自检讨，在任太上皇时曾向其军机大臣进言：

“朕临御六十年来，没有失德之处，但南巡六次，劳民伤财、做无益、害有益的事，今后皇上南巡时，而你不制止，就没有办法对朕了。”

他本人也承认六下江南属于“失德”行为，劳民伤财、所作所为好处未见，但缺点却成堆，是对其导向贪腐风气的变相认可，也可以说，将雍正所泯灭的不良风气，重新振作起来。

后来乾隆警告他们说，后来的皇上是不允许他们去南巡的，不制止的话是很抱歉的。

其实后来嘉庆穷得叮叮咚咚响，为镇压白莲教反贪抄家钱物于和珅都用得上，对于道光咸丰则不必说，屋漏偏逢一夜雨，又再一次显示乾隆奢靡风气，那便是慈禧太后，但慈禧毕竟是后宫呀，哪有南巡之说，因此的确没有人向南巡幸，乾隆就属帮助儿孙们享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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