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和史记哪个可信（内容对比明显）

《竹书纪年》比《史记》更猛，毕竟前者不是出自官家之手，在内容上就像直男

众所周知，要研究和认识我国古代史，那么就必然绕不开司马迁所着《史记》这本名为“史家的绝唱，没有韵致的离骚”的历史着作，它给我们探索历史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材料。

然而，除《史记》外，曾有一部很有名的史书，它的某些内容不但和《史记》有很大区别，而且颇有“劲爆”之嫌，彻底颠覆了《史记》所记“明君圣贤”的形象。

史书之名恰为《竹书纪年》。

那么《竹书纪年》与《史记》相比较，到底谁可信度要高些？太史公司马迁是否真欺吾辈？

在搞清这一问题前，首先要了解《竹书纪年》里，记载着什么颠覆性内容。

一是有关“尧舜禅位”的又一版本。

众所周知，《史记》记载尧，舜，禹三代人通过禅让的方式完成权力交接，而且，他们还通过这样的行为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

但《竹书纪年》里的这段历史又是另一番景象。

“尧的德衰被舜囚禁。舜囚尧时，复以偃塞丹朱令父子不能遇。”—《竹书纪年》

它的含义是什么？大意是说尧晚年时，舜为夺权，不但把尧关押起来，而且把尧之子丹朱关禁闭起来，致使父子俩此后无法见面。

如果照此下去，所谓“尧舜”禅让简直就是谎言，而事实，却是舜启动“宫廷之变”，强夺本来就不是自己的政权。

当然，若只是《竹书纪年》中的一家之言，则大可“孤证不立”，驳斥此说，问题在于远在战国时期就有“尧舜禅让”之说。

其中，说得最直白的要属思想家荀子，他在著作《荀子·正论》中就提出，所谓“尧舜禅让，是虚言也“。

此外，法家代表人韩非子不但认为“尧舜禅让”是完全没有的，而且提出了更令人吃惊的见解。

这种看法，即包括“尧舜禅让”与“舜禅位于禹”在内，均为“臣弑君”之产物。

“舜迫使尧、禹迫使舜、汤迫使桀、武迫使纣，这四王，人大臣弑君”—《韩非子·说疑》

以荀子和韩非子为证，如此看来《竹书纪年》所记“尧舜禅让”，似与事实更为贴近。

不但如此，《竹书纪年》又记载着历史上最早的贤相伊尹。

《史记》记载伊尹为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先生，商汤就是通过其教授将夏朝完全消灭。

并且，到了商汤去世后，伊尹又辅佐了外丙、仲壬以及太甲这三位商朝的君王。

但是太甲即位后，因为他肆意妄为、又贪图享受，致使朝政大乱，民不聊生，对此还颇有微词，其间伊尹虽屡次劝谏，太甲却完全不听。

最终伊尹为纠正太甲而将太甲放逐至商汤墓所在桐宫让他闭门，与此同时伊尹也临时代行一切朝政。

直到三年后，太甲才能忏悔，于是伊尹把他接回来，并把权力再给太甲，从此太甲励精图治商朝治理兴旺发达。

也是通过此事，伊尹被誉为“第一贤相”。

但《竹书纪年》记载伊尹为于太甲所做之事，非但不能称其为“贤相”，而且其下场也是悲惨的。

他先将太甲流放，后自立门户，不料太甲却偷偷潜回流放之地，杀伊尹而夺回政权。

这样的记录完全把伊尹此人，描绘成“权臣欺幼主”这一消极形象。

另外，在《竹书纪年》里，还记载了周朝时期著名的“共和执政”，这与《史记》记载有很大区别。

据《史记》载，周厉王执政期间，因昏庸无道，又不听劝告，还把胆敢向他抱怨的人全部处死，造成了全国“人莫敢说，道以目之”。

最后，不堪重负的民众起兵造反，赶走了周厉王，国政由召穆公和周定公两相国共同治理，号称“共和”，史称“共和执政”。

但是《竹书纪年》里，这所谓“共和执政”是指一位名叫“和”、代天子之职的诸侯。

由于此称“和”之诸侯，他们的封地为“共国”而爵位为“伯”，因此，又称“共和伯在位”或“共和执政”等。

并且，在《晋书·束晳传》中，也明确提出，所谓“有共伯和者，摄天子事而不二相共和”。

换言之，《史记》和《竹书纪年》中，记载着截然相反的两个“共和执政”。双方惟一相同的只是这件事的名称相同。

这样背道而驰的记载在这两部史书上也有许多，反正二者虽然说大体比较吻合，但是许多人，事的详细情况，则是全然不同。

更有甚者，《竹书纪年》中的一些记载推翻了后世人们心目中“圣君贤臣”这一积极形象。

那么是否可以简单地认为太史公司马迁是在蒙混过关《竹书纪年》中的记载与真实历史更为接近？

回答说，也不可能这样武断地下结论，这是因为《竹书纪年》中找到的年代，很值得怀疑。

《竹书纪年》这一“惊世骇俗”的史籍最初是西晋时被一名叫“不准”的汲郡盗墓贼偶然发现。

据记载，当时正值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即司马炎篡魏建立西晋的第十五个年。

那时候，盗墓贼来到汲郡（今河南卫辉）市郊的一座古墓里，但在他来之前，古墓已经被盗了，里面的贵重物品基本没有多少。

于是，盗墓贼挖古墓时发现没有什么金银珠宝，于是就这样走了，可没过多久，当地村民又发现盗墓贼遗留盗洞，于是急忙向官府报告。

而且官府赶到后，经过一番寻找，没有找到任何陪葬品，却找到一堆竹片。

并且，在这些竹片上，还刻有大小不一的文字，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字他们一个都不认识，因此就有人认为，说不定这上面都是“古文”。

就这样，事情一层层地被报道出来，最后连司马炎自己也知道了，而且那时候自己正春风得意，西晋第一个盛世——“太康之治”就在自己的统治之下慢慢地开始。

因此，当他听到有古墓中发现古籍一事时，非常重视，连忙派员去保护这批竹片，还安排专人去整理和编译。

而且经校勘，那些刻着字的竹片上，足有10辆马车装着。

最后，经当时史官编译，终于编了一本史书，我们称之为《竹书纪年》。

按常理讲，由于从古墓里找到史书古籍，所以从理论上看应该确实可靠，不过那只是从理论上看，因其中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一、西晋那帮编译的史官是否真百分之百地恢复竹片的全部。

这一点我想谁也不敢说百分之百肯定，西晋毕竟距商周时期已过去几千年了，以前的文字和西晋那时的文字，已有很大不同。

否则司马炎就不会安排专任史官编译了。

就像我们近代发现甲骨文一样，以上每个符号、代表的含义都要经过很多求证，而且，即使经过求证，也不可能说它是由求证而来。

所以在编译过程中难免有错误之处，也有与真实史实不相符合之处。

并且，既然是有人进行的编译，那就必然会出现一种情况，即这个编译的人，会把自己的情绪以及对这个历史人物的看法给带进去。

最为突出的事例是太史公世司马迁撰写《史记》时那却夹着许多“私货”。

例如司马迁出生于家族，只因向李陵说情而被汉武帝处以“腐刑”，于是，对汉武帝产生不满。

他自然不敢对汉武帝直言不讳，但敢于在那些非议汉武帝复用的人帮助下，从侧面责备汉武帝。

其他的不说，就说卫青和霍去病吧，众所周知，卫和霍这两个在汉朝的历史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人物，是他们打退匈奴，发扬大汉天威。

但是司马迁笔下的卫青却成为“至和柔自媚于上”人物，对于霍去病来说，司马迁并不只是说自己靠汉武帝的疼爱才能上位，并把它形容为“不恤部下”纨绔子弟。

说司马迁如此写卫霍两人的原因，说得直白点，是看不上两人出身卑微但手握重权的人。

而曾因迷途而自杀的李广也因与司马迁同为世家出身而使其不但在自己身上多加笔墨，而且连“李广射虎”这段带有神话味道的文字也不吝笔墨。

以司马迁为例，并非其所撰史书不值得信赖，只是要表明史书是出于人之手，难免包含个人情绪和观点。

而说回到西晋那帮编《竹书纪年》史官们，也都一样，经他们编定的史书是否真与史实完全一致？我一看就不一定。

因此，也正因为如此，《竹书纪年》才不可能比《史记》更具真实性，毕竟大家所见到的都是史官校勘后的史事。

原因之二在于当时朝局和司马炎所需。

应当指出，这一点属于个人猜测与推论，即另一种不同观点，并不能代表情况确实如此。

众所周知司马家之所以能够建立晋朝是因为他用阴谋诡计手段篡夺曹魏政权，不可改变。

并且，司马家的司马昭，还干出了“当街弑君”的事情。

而司马家以前，虽然权臣篡位的事并不鲜见，甚至杀皇帝的事也不鲜见，但是至少，做到了比较隐秘，并不明目张胆地撕。

但是司马家在曹魏受恩的时候，以不道德的方式摘取曹家几代人努力打下的胜利果实，这一点是极其令人诟病的。

所以，司马炎即位后，需要对其祖父，父亲及伯父所做之事，做一掩饰与遮掩。

当然了，司马炎要是直接说出司马懿这样的忠臣绝对是不可能的，天下人终究不是瞎子，因此，必须要用迂回曲折的办法。

途径有哪些？是找了个和司马篡魏相似的事例以佐证其篡君自立。

而此需要之下，正逢古墓中找到古籍，这绝对是一个绝好的契机，也因为那些竹片上面的字几乎无人知晓，所以，如何编译、编译成何种模样，就由司马炎来决定。

因此“尧舜禹禅让”成为“尧舜禹厮杀上位”很可能是司马炎指使的。

即便“尧舜禹厮杀上位”有可能是真的，但这无疑也给司马炎提供了理论支持，因此，《竹书纪年》才会在晋朝大为流行。

从此，弑主自立便成为晋朝及晋朝以后那个年代的话题，提倡“忠君爱国”的儒学反而日渐衰落，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基本因素也就一个，即由于时局所需。

唯有对“尧舜禹”进行打击与颠覆才是对儒学忠君观念的打击，对儒学忠君思想的打击才会是对皇权的打击。

更有甚者，从《竹书纪年》中展现出来的内容来看，这无疑对儒家圣人有侮辱之嫌，但是须知它被发掘出来后，儒家对它竟然并无太多异议之声，即使，此书也受到晋国上上下下的关注与流传。

没有司马炎的支持，这一点有可能实现吗？因此，这本书中的一些东西，在很大程度上都有可能与司马炎相配合。

而且一旦这样做了，那么《竹书纪年》真伪如何，就要打折。

假想《竹书纪年》之内容是西晋史官准确辑录而成，可又有谁能保证曾写过此史的史官，所记都是真实历史？

据资料记载，《竹书纪年》作于春秋战国之际，撰写此书者，多为魏国史官。

众所周知，三家分晋是韩赵魏三大列卿分封晋国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这一事件的出现标志着春秋时代已经过去了，以及战国时代的来临，由此，七国争霸的时代来临。

并同时表明周王室昔日号令天下诸侯之权威已完全不存在了。

众所周知，周王室向来是黄帝的直系后裔，其目的首先是表明其承接天命。代商建周具有合法性，但也笼络了当时中原各族并把其拉至一先人名下以巩固其统治。

正是由于黄帝直系后裔这一地位，周朝能够以“先贤后代”为出发点，引申出宗法制，天命观与分封制等内容，并最终形成一系列政局体系与思想基础。

而《竹书纪年》问世，又把周王室祖先，即“尧舜禹”之类抹得乌烟瘴气，加之它问世之时，正处于“礼崩乐坏”之境，且周王室大权衰落的时期，这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

看来《竹书纪年》是专为向周王室提出质疑与疑问。

毕竟那时各诸侯都雄心勃勃，而对于周王室却越来越轻视，不再有昔日的崇敬之情，所以要推翻周王室的统治，利用舆论来打击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特别是《竹书纪年》恰好刊刻于“三家分晋”的特定时期，且仍出于晋、魏两国史官之手，其背后保不齐地存在着魏国对世人宣告其抱负之可能性。

此外，还可能出现春秋战国时期是“百家争鸣”，各种观点层出不穷，有“惊世骇俗”之语的着作，还不只《竹书纪年》。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新思想与旧思想发生了剧烈的碰撞，正如清末民初西方思想大量涌入之后与传统观念互相冲突一样。

因此，《竹书纪年》对古代圣贤又一版本的记录，没准还是类似“疑古派”观念之下的结果，而这一观念的最大特征，便是对曾有过的东西提出质疑，然后加以否定。

而且回到问题本身来看，《竹书纪年》与《史记》到底孰优孰劣可信？这一问题还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也从未有哪本史书敢于说要彻底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无论是《竹书纪年》还是《史记》，二者皆为记录历史之作，只是所记人物不同、所叙内容各异。

谁是谁非？谁更有可信度？这要看你相信什么，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