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野狗告诉我们什么道理（聊斋野狗的骇人之处）

蒲松龄的妖怪很恐怖，因为妖怪们的皮底下，实际上全是人类，《野狗》虽只有二百多字，却从侧面提到清初山东大屠杀。

身为大清科举学子，蒲松龄直到古稀之年仍锐意功名不前，遗憾的是他此生从未参加过乡试，甚至连举也算不上，仅仅是个秀才而已，但也是“学历”这么低的蒲松龄，他看到了很多社会底层的现象，包括大清入关之初，一些“缄口不言”的行为。

大清入关以来兴修文字狱，明确指出不允许文人议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至于许多自己所做之事，亦是禁言，则自明着不允许，蒲松龄就写志怪小说了，毕生追求名利但收获不大，蒲松龄还用笔向世人大吼，《野狗》一书，是蒲松龄最为豪放之作。

《野狗》开宗明义是非常大胆的，这是因为蒲松龄所运用的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即顺治五年和顺治十八年“于七之乱”中，尽管只有8个字，但是和现实相结合的敏感程度瞬间就把读者的心灵勾起来。

谈论叛乱是冒昧的。

于七之乱中杀人无数。

杀人如麻并非少见之词，但是也不可胡说。

而且蒲松龄既如此创作，故事中“血腥味”也就自然浓重起来，背景交待得草菅人命，杀人无数，明清时代封建思想依然浓重，在普通民众心目中，战场中死去的军人是“无头冤魂”，因此与普通恐怖传说相比，这类真实世界中的战乱伤亡更可怕。

又于七之乱《野狗》主角李化龙登场。

李化龙乃山东人，受于七之乱波动最大，因于七起义时，召集山东当地百姓，故于七之乱所辐射之主要区域，即山东，在起义军与清军作战时，李化龙唯有躲在深山里，待到午夜时分，想到门外士兵已蛰伏，就“窜归”深山。

却不料这些战士竟在午夜奇袭而至，一路上到处都有交战双方将士的尸体，李化龙怕被任何一方抓到抓壮丁参战，就躲到死人堆中乔装打扮。

这个急中生智使李化龙死里逃生，可怪异之事，却接踵而至。

兵已过矣，不敢遽出。忽见阙头断臂之尸起。内一尸断首犹与肩相连，口内作语：“野狗子过来了，怎奈”群尸参差而应之曰：“奈何”俄顷，蹶然皆倒，则无声矣。

等这几支部队走过后，李化龙就在死人堆中往上爬，但除了自己这活人往上爬外，还有些不该往上爬的，都往上爬。

李化龙直挺挺地看着周围，一个个缺头少臂的“残尸”们都站起来了，这一幕令李化龙毛骨悚然，其中有个头掉下来却没有完全掉下来的“尸体”开始说话：野狗子在这里，她该怎么办？

怪异的言语，再加上他头可与颈相连，却垂在肩上的影像，这一幕几乎令人无法控制，但是现场“人”中，只有李化龙，更可怕的是身边的尸体也随之呢喃着“该怎么办”和“该怎么办”？

呢喃片刻后，那几具尸体就完全倒在地上，恢复原状，周围立刻鸦雀无声，仿佛没有任何动静，只有目击者在，惊恐万状的李化龙可不敢站起来，要知道那些尸体嘴里说着的“野狗子”快到了。

野狗子为何物，李化龙并不知道，只是八九不离十而已，并非一件好事。

不一会儿，李化龙见没多大动静，慌忙站起来，他要马上离开这片阴森恐怖之地。

就在这个时候野狗子走了过来。

野狗子这种奇特的生物“首首人身”，走路和人差不多，但是有动物的头，主要表现在野狗子靠啃残尸生存，除此之外，野狗子也最爱这些家伙的脑子，每次路过尸体时，都会停下脚步饱了口福，李化龙看着这样恐怖的景象，就会不断地爬下身子装死。

有一物来兽首人身伏啮人首遍吸脑。

好巧很巧，野狗子正好被李化龙扒拉走了，主角光环顿时生效。

而此刻李化龙已经装不下死亡，装不下真的死亡，所以他站起来反抗，他摸到腰间正好有一块石头，于是捡起石头打在野狗子头上，这一击耗尽李化龙生存之力，砸死野狗子，此怪嗷，声如“鸱”，即猫头鹰夜吟之声，野狗子也明显不是个胆大包天、不生气还击、受伤就跑的怪。

野狗子一边跑一边吐着血，倒是没有被李化龙砸伤严重，反而正好撞到野狗子牙门上，所以野狗子吐完血之后，也是紧紧地跟着吐牙齿，血中夹杂着牙齿，李化龙紧跟上去查看时，也捡起两颗兽牙往回赶。

把野狗子打跑之后，李化龙就离开这片可怕的土地，一路上再没碰到什么奇怪的事情。

其实李化龙这家伙胆子还挺大，无论是自己藏在深山里还是事后急了，而且李化龙在回家之后，常常会把这两颗兽牙拿出来问人家，问人是否知道这怪物是谁也不认得。

《野狗》故事至此告一段落，不过看过这段故事的读者在内心里估计有种奇怪的感觉，这段小说好像暗指什么呢，但细究起来，却想不出，阴森恐怖也并非鬼物，它是生物，那兽首人身呢，难道还隐喻什么吗？

实际上蒲松龄是提示了什么。

蒲松龄此人个性欢脱，其实他多次考不中举人与蒲松龄写作的文采不无关系，蒲松龄有个朋友叫张笃庆，他曾作诗“讽刺”蒲松龄总是创作这些稀奇古怪的恐怖小说，对其科举学业毫无裨益。

事实上，张笃庆并非为蒲松龄小说所吓倒，而在于蒲松龄所写之事，并非言之无物，有的人写作纯属恐怖，但是蒲松龄没有，他也有“隐喻”。大清时期，说话和写作阴阳怪气那才是大忌，因此朋友们讽刺蒲松龄，可能是想让他停止随意暗喻，以免引起考官们的不满。

但是蒲松龄并没有听从，如果听从的话，这个世界就没有蒲松龄，就没有《聊斋》。

《野狗》是蒲松龄在长篇小说中所表现的中心思想十分朴素：

一只兽首人身怪物吃掉了人类，吃掉了同样阵亡的将士。

然后对兽首人身这一意象，就得着手“升华”。蒲松龄也许只是漫不经心地创造出这样一种意象的怪物而已，然而在内心中，肯定有一个“泛群体”——女真族领导下的大清统治者，他们之所以以兽首人身代指女真族，是因为女真在兴起之前，就像野兽一样生活在森林里的原始之人。

并在女真为努尔哈赤所统一之后，始改满族为女真，然而问题也随之出现，努尔哈赤“身份”始终受到怀疑，有人认为努尔哈赤这个脉，与女真无关，故蒲松龄的文章中还有比喻，取出“兽牙”问大家，可谁都不知道是何兽。

在蒲松龄心目中，文学之形象不必过于具体，抽象即为艺术之提炼，又为自我之维护，故乱世出怪，非空穴来风，盛世会有文人歌颂，乱世也会有文人反思，既然不能明着写，那就换个方式来。

选择“于七之乱”为背景，则因为于七之乱是人性的重演。

于七，他是崇祯末年武举人，但是武举人无关紧要，他也有个体重地位：戚继光外孙。

戚继光之女戚颜君与于七之父于可清结婚，且于家是山东“武林名门”、于七爷爷于进表是武林高手，另在山东登州府以采矿为业，为十足地方豪门，故于可清亦为大明武将，因武术起源，于家与戚继光结亲亦成情理。

由于是武林世家，于七从小习武，其拳法在山东颇有名气，晚年又大成“螳螂拳”。这在清朝山东非常出名，于七小小年纪就当上登州府总兵，若早五十年于七皆有前途，大明却已走到尽头，于七成了末代总兵，大明灭亡，大清入关之后，于七便选择卸甲归田教家中产业淘金工人“拳法”。

这就使富有而有百姓的于家成了山东登州一带的“扛把子”。同样在顺治五年时，不满清朝廷各种行径的于七毅然起义反抗，推翻大清统治。

别看于七这些人似乎只是武林中人、草台班子，但他们的武功却不是骗人的，于七起义军，最开始势头很强，迅速打下了山东的宁海州，这一消息立即在山东传开，各地人民蠢蠢欲动，大清朝廷则眼见山东即将一发不可收拾，便令登州知府张尚贤在七处招安。

照常人看来，作为戚将军的孙子，于七哪能接受招安呢，可离谱之事已经出现，于七也同意。

于七同意归大清统治，令许多人对七口诛笔伐，起义军也因此心散神伤，而事后的于七却明白他做出了最错的决定，起义是依靠人心进行的，人心被摧毁了，什么也没有了，所以在于七的心中，他又有了继续起义的新思路。

吸收第一次起义之短，于七将螳螂拳加深，时称“于家拳”，使于七坐享弟子不计其数，至顺治十八年于七感时机已到，所以就发动了第二次起义，但是这次起义比第一次起义效果要差得多，也许人心真的散去了，也许老百姓不太排斥大清，所以于七之能逃走了。

于七乃逃跑，而被卷入其中的百姓无法逃跑，清军深恶痛绝这些百姓的叛乱，于是在叛乱之地开始了一场杀戮，而这杀戮究竟是否有准确的目的，或者说无差别屠杀，谁也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确实把许多人卷进去了，因此蒲松龄开头的“于七之乱中杀人无数”一点也不夸张。

故《野狗》指向性极强，并无蒲松龄其它“架空”之作比喻，惟恐他人不知其所言是山东于七起义之事，同时也表明蒲松龄对七之乱危害的某种感怀，可悲之兵，死后仍要起立讲话，恐怖之兽首人身、分明皆人身、但头颅为怪物、仍以人为食物。

荒诞的图画实质上是诡异的世道，大清入关给中原大地带来的伤痛无法掩盖，它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甚至还有文字狱这个桎梏，这并不能阻止一些人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讲述，在七之乱的背后是人性的出卖、人性的救赎、人性的邪恶和人性的怪异。

战争未必需要发生，但人类世界的“互相蚕食”却无时不刻存在，谁都可能是躺在地上被啃食的那一个，谁也都有可能成为野狗子，而一旦成为了野狗子，那就不再是人，是一种无人可知无人认识的可怕怪物。

但蒲松龄写《野狗》时也是留个心眼的，如他一开头就是写到七之乱时，杀人无数，可就是不指出是谁杀的，换一种说法，于七领导的起义军本身就很凶残，比如宁海州知州就是起义军打死的，因此这个“模糊”就是蒲松龄“保命写法”。

就算朝廷追究，蒲松龄也完全有理由说于七这几支起义军杀人无数，而且朝廷乃正义之师，并无杀人之言，蒲松龄无可奈何，又正是蒲松龄聪明，因此蒲松龄即使无举人之身，但仍可被官吏聘为幕僚，可见其同样具有过人的政治头脑。

《野狗》通篇只有一个人物，剩下的不是人物，或者是怪物，或者是阴森恐怖，并没有恰恰体现出那无可奈何的世道——谁在顶天立地、恶名行凶，还有多少人因正义而迷惑不解，因此《野狗》很吓人，令人害怕的并不是啃食人类的野狗子和站着不动自言自语的身体，而是这些可怕的因素，这些因素就是现实里鲜活地走着人性。